天马行空

 

     “姥娘”是大连方言还是山东平度的叫法我不清楚，但这个对外婆的称呼我从小叫到现在。
     今年84岁的姥娘头发早已雪白，那双裹过的小脚因体型的日渐矮小而显得不像我小时所见的那样袖珍。躺在床上和我唠嗑，或许是许久没有和她说这么多的话，她的平度口音和方言我需要反应一下才能明了。说起我也老大不小，该说个媳妇了，我笑着说：那我得做好你们之间的翻译工作，否则人家肯定听不明白你说啥呢。姥娘说：嗯，要么你们说，我听。
     母亲和老姨从各家拿来相册，轮流陪着姥娘，相册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的照片。
     一张1962年的老照片上是一家五口。姥爷笔挺地站着，中山装，英气逼人。姥娘坐着，扯襟布衫，梅花扣，扶着前面的三个孩子。听母亲说，那时家里有好多金元宝，半截拇指大小，都是富农的姥爷家带过来的，文革时怕抄家抄出来定罪，每天夜里姥娘都要包上一小包借着上茅房的机会丢到粪坑里。
     几张2000年的照片，姥娘和小自己四岁的姥爷穿着鲜艳的唐装庆祝金婚。其中一张照片里的动作，被摄影师设计成姥娘半侧着身挎着姥爷的胳膊望着他，姥爷幸福地笑着。摸索着照片，姥娘呢喃：半拉身子走了。
     在陪姥娘的三天两夜里，我发现她最喜欢看的是姥爷二十多岁的那张照片。那时，姥爷早已不是国民党宪兵，但眉宇间依然有股子军人的硬气，周正的脸庞、挺拔的鼻梁，浓黑的一字眉。“那时数你姥爷最俊”，一种少女的感怀。接着，姥娘对就着照片数落了起来：“个彪子啊，洗澡感觉不中就出来嘛，也没个人在里面，这辈子就好个面子。结果走了……”
     为了不让姥娘过多地触景生情，白天拉她到小区的阳台上坐着，晒太阳。过路一个人，姥娘就喜欢用以前巡街队的招呼问人家“买菜去了啊”、“下班了啊”，只不过她胳膊上已经不缠红箍箍了。对方笑呵呵地说：出来溜达腿儿啊？“嗯，大外孙陪我出来转转。”待人走后，姥娘一抿嘴儿，手捂着嘿嘿地笑起来，“就坐坐，溜达啥啊，走不动了。”像个说了谎的小姑娘一样羞涩。

 

小迟姑娘

 

     每次回家都要照例听母亲的“收获”——又给我物色了几个什么样的姑娘。我也总敷衍：不急不急，再说再说。这次也不例外，其中一个小迟姑娘。
     她今年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暂时分配到母亲所在的社区。母亲的意思：姑娘长得漂亮，也懂事儿，在学校是先进分子，还入了党，只是家里条件太差，父亲几年前因癌症去世，母亲没有工作，母女俩的收入只有两份最低生活保障金，480元，现在自学日语，想出国边务工边读书。母亲还念叨一遍：就是家里条件差，要不再说？我反驳了一句：家里条件差有啥嘛。其实我是想说“不急，再说”的。
     又听母亲说：那天党员转正时，她全票通过，小姑娘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一个劲地谢谢叔叔阿姨，这种孩子会疼人，懂持家。但母亲问了和她家邻居的我的四姑，四姑马上表示反对，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不登对。
     我除了“嗯，行吧，再说，不急”也就没了别的辞。
     傍晚，母亲回家，对我说：唉，你猜怎么着，孩子疯了。
     她下午去了趟那姑娘家，敲门敲出隔壁的人，邻居说：别敲了，住院了。
     原来，上个月她所在的社区把她的“低保”给停掉了，理由是她已经大学毕业，没有理由继续享用每个月240元的“低保”。而姑娘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在大连这样一个低收入高消费的城市，普通百姓们都活得憋屈，更何况一个月要用240元养活两口人的家庭。
     小迟姑娘疯了。

     晚饭后，我提出去医院看望一下，没有任何动机和姿态的探望。母亲第二天就联系上了，结果是小迟姑娘在重症病房，不能接受探望，母亲还说：当社区的人把党员转正书递到小迟姑娘面前时，她直摇头摆手，尖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PS：无。

 

      5天，就像胡德夫的“匆匆”——“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会儿西，一会儿东”——为了赶去而赶路。
      说不出那里的故事，依旧是看图说话。想到哪儿说哪儿，看客莫怪。详情请看每张图片说明。（可点击图片看大图）

 

 

 

提前的PS：几个朋友甚至是朋友的海外朋友要我帮忙寄去一份3月20日的“南方都市报”，我知道，他们应该是为了保留A30版“宏论”里龙应台女士的文章——给我们一个政治家。随后在凯迪看到一篇转贴，邵建写的“与龙应台教授商榷”，不妄加评论，转引个回复者对其的评论吧——“文中所言的理想政治状况，用于批判龙文失于偏颇。中国的所谓文人，从不缺高调，却讷于行动。也难怪，特色政治把他们阉割了。即使这样，还是可以不做声的，何必来此文人相轻一套？”

文章很长，有耐心者请静心阅读，无须评论。

 

 

 

1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为此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20日，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两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着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着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

      那牵着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

      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20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20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3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