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的PS：几个朋友甚至是朋友的海外朋友要我帮忙寄去一份3月20日的“南方都市报”，我知道，他们应该是为了保留A30版“宏论”里龙应台女士的文章——给我们一个政治家。随后在凯迪看到一篇转贴，邵建写的“与龙应台教授商榷”，不妄加评论，转引个回复者对其的评论吧——“文中所言的理想政治状况，用于批判龙文失于偏颇。中国的所谓文人，从不缺高调，却讷于行动。也难怪，特色政治把他们阉割了。即使这样，还是可以不做声的，何必来此文人相轻一套？”

文章很长，有耐心者请静心阅读，无须评论。

 

 

 

1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为此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20日，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两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着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着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

      那牵着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

      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20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20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3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4
      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总统”：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

      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总统”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

      选择这样的“总统”，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5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愿意再让6岁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纪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馆的毁，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坐在历史课堂里听老师说，教科书又改了，她不知怎么教。我更不愿让孩子在拆和毁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归位，或者看见教科书以同样的粗暴方式又改写回来。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风气中成长。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荷兰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遗址、日本神社、蒋公行馆，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团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纾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变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6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

      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几乎看不见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他的学校里，很少外国同学，他的生活圈里，没有人谈国际的事情。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达（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教育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辩论，懂得如何进行组织、串连，学会和国际社会协商、合作以及订定游戏规则的所有技术和手段；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艾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弱者。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小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

      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6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7
      第四他有悲悯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湾6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佣人？

      如果6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作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能够将心比心体会弱者的痛苦，因为体会弱者的痛苦，他会把保护弱者看做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真正有悲悯心的“总统”，才可能是个人权“总统”。

      整个社会是关切人权的，我们6岁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做核心价值的公民。

 

8
      台湾人总共才经历过几个“总统”？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强人“总统”，第二代是从强人艰辛过渡到民主的“总统”，要“破”许多东西，也要“立”许多东西，但“破”与“立”之间，很多的犬牙交错。第三代，就是陈水扁，政权彻底转换后第一个民主实验。他，完全不及格，然而他个人的不及格并不等于台湾人的不及格。事实上，陈水扁的8年对台湾民主特别有贡献：他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样的“总统”，切肤的教训，无比分明。以后什么人当选，大概都不会再重蹈覆辙；台湾人，是更成熟了。

      经过这三代，台湾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