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那年六一儿童节刚过，隔壁大杂院儿里就来了贼。我听见有人大喊‘关门，放狗’，然后是男人的怒吼，女人的尖叫，小孩的哭喊，奇怪的是没听到狗叫的声音，大人们说：那家的狗很厉害，真咬人的，不叫。

      过了两天有一次看见隔壁家的几个小孩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就问父母怎么回事。妈妈说：“那帮孩子傻乎乎的，据说就是他们把贼领进来的。”爸爸哼了一声：“哪有的事儿。穷人家嘛，天阴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原来人一穷就变凶了，打起自己孩子来下手都那么狠。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记着‘天阴打孩子’的因果关系。有一次我忍不住对隔壁王小二说：“你丫在天阴的时候就不能老实点儿啊？”这孙子不但不领情还破口大骂：“操，那他妈能怪老子啊？院儿墙盖那么高，住里面天天都他妈阴天！”我嘲笑他：“你们家都穷成那傻逼样了，盖那么高院儿墙干屌？！”这小子先是叹了口气：“我哪他妈知道？”随后恨恨地说：“你等着，迟早哪天老子要把那鸡巴墙推倒。”

 

      后来周围大都拆迁了，只有隔壁那堵高墙始终拆不掉，成了有名的‘钉子户’，一直立在众多高楼大厦中间，不见天日。久而久之，倒也成了一景儿。由于院墙既高且宽，就有城管人员不停的在上面刷新各种宣传标语和口号，搞得很庄重。只是偶尔的午后会有阳光投进来，能看见很多大字中间的各种糙笑话，而墙上斑驳的裂缝竟也活似一张张笑脸。

      再没见过王小二。只是每年一过完六一，我就想起那帮鼻青脸肿的孩子，想起小二的那句话：“你等着，迟早哪天老子要把那鸡巴墙推倒。”

 

原帖见http://hi.baidu.com/huajiadi/blog/item/96edd7b4d8c1f4728bd4b2a2.html，作者不详。

 

PS:可以加一句“后来听说王小二被别人家领养了，那里没有鸡巴墙，他却天天砌墙玩”。

 

      那里没有秘密，从电视、网络、报纸、杂志上看到的都是正在发生的苦难；在那里，遇到、看到、听到了很多这辈子可能只此一次的故事。宗陶姐回来简短写了个“映秀拾遗”。她说，不说出来憋得慌。
      我也想说，却杂乱无章，崇高与狗屎并驾齐驱。
      一个故事、一组照片、一个建议。

 

啤酒
      18日，映秀，漩口中学围墙外，林增富走了两天两夜到这里，在自搭的窝棚外等他的小舅子方杰。“他教学生电脑，地震时他先夹了两个学生出来，进去再准备抱孩子时，楼塌了……我等着爆破，扒出他”。
      我突然想起中学里面的一堆废墟，说：“你等等。”跑进满是敌敌畏和医用消毒水味道的学校，钻进垮塌的废墟里，找到一张刚刚见过的中学全体教职员工合影。
      林增富对着照片看了两三分钟，开始用塔在脖子上的毛巾擦眼睛。
      “有他？”
      “嗯，这个，唉……他已经救出一群学生娃，第二次进去，就塌了……”
      “你准备呆到哪天？”
      “等爆破，得等到他人扒出来啊。”

      夜晚回到漩口中学，宗陶姐让广东医疗队的人给我留了一碗粥，扒进嘴后就想喝啤酒，冲冲鼻腔里的味道。啤酒到处都是，灾民的、医疗队的、士兵的。
      “老兵，能买瓶啤酒不？”
      “老乡送的，不卖！”
      林增富看我空着手回来，拍了下我肩膀，从窝棚下抽出一瓶“青岛”。我推脱了几下，还是喝了。

 

笑脸
      崔卫平女士说：一、自我感动及感伤；二，难以拒绝的自我感动和感伤；三、与别人一道分享的自我感动与感伤；四、因为意识到与别人一道，感伤变得越发加倍；五、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六、这种崇高是虚假的，附加含义大过实际含义；七、当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个感伤的洪流，就是居心叵测。八、这是最主要的，刻奇是一种自我愚弄。
      我们忘记了笑脸。却在舞扎着要么捶胸顿足要么低吟轻唤的煽情的假把式中。

 

5月20日，都江堰，幸福村灾民临时安置点。

5月20日，都江堰，幸福村灾民临时安置点。

5月18日，映秀镇。

5月17日，都江堰。

 

 

     “姥娘”是大连方言还是山东平度的叫法我不清楚，但这个对外婆的称呼我从小叫到现在。
     今年84岁的姥娘头发早已雪白，那双裹过的小脚因体型的日渐矮小而显得不像我小时所见的那样袖珍。躺在床上和我唠嗑，或许是许久没有和她说这么多的话，她的平度口音和方言我需要反应一下才能明了。说起我也老大不小，该说个媳妇了，我笑着说：那我得做好你们之间的翻译工作，否则人家肯定听不明白你说啥呢。姥娘说：嗯，要么你们说，我听。
     母亲和老姨从各家拿来相册，轮流陪着姥娘，相册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的照片。
     一张1962年的老照片上是一家五口。姥爷笔挺地站着，中山装，英气逼人。姥娘坐着，扯襟布衫，梅花扣，扶着前面的三个孩子。听母亲说，那时家里有好多金元宝，半截拇指大小，都是富农的姥爷家带过来的，文革时怕抄家抄出来定罪，每天夜里姥娘都要包上一小包借着上茅房的机会丢到粪坑里。
     几张2000年的照片，姥娘和小自己四岁的姥爷穿着鲜艳的唐装庆祝金婚。其中一张照片里的动作，被摄影师设计成姥娘半侧着身挎着姥爷的胳膊望着他，姥爷幸福地笑着。摸索着照片，姥娘呢喃：半拉身子走了。
     在陪姥娘的三天两夜里，我发现她最喜欢看的是姥爷二十多岁的那张照片。那时，姥爷早已不是国民党宪兵，但眉宇间依然有股子军人的硬气，周正的脸庞、挺拔的鼻梁，浓黑的一字眉。“那时数你姥爷最俊”，一种少女的感怀。接着，姥娘对就着照片数落了起来：“个彪子啊，洗澡感觉不中就出来嘛，也没个人在里面，这辈子就好个面子。结果走了……”
     为了不让姥娘过多地触景生情，白天拉她到小区的阳台上坐着，晒太阳。过路一个人，姥娘就喜欢用以前巡街队的招呼问人家“买菜去了啊”、“下班了啊”，只不过她胳膊上已经不缠红箍箍了。对方笑呵呵地说：出来溜达腿儿啊？“嗯，大外孙陪我出来转转。”待人走后，姥娘一抿嘴儿，手捂着嘿嘿地笑起来，“就坐坐，溜达啥啊，走不动了。”像个说了谎的小姑娘一样羞涩。

 

小迟姑娘

 

     每次回家都要照例听母亲的“收获”——又给我物色了几个什么样的姑娘。我也总敷衍：不急不急，再说再说。这次也不例外，其中一个小迟姑娘。
     她今年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暂时分配到母亲所在的社区。母亲的意思：姑娘长得漂亮，也懂事儿，在学校是先进分子，还入了党，只是家里条件太差，父亲几年前因癌症去世，母亲没有工作，母女俩的收入只有两份最低生活保障金，480元，现在自学日语，想出国边务工边读书。母亲还念叨一遍：就是家里条件差，要不再说？我反驳了一句：家里条件差有啥嘛。其实我是想说“不急，再说”的。
     又听母亲说：那天党员转正时，她全票通过，小姑娘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一个劲地谢谢叔叔阿姨，这种孩子会疼人，懂持家。但母亲问了和她家邻居的我的四姑，四姑马上表示反对，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不登对。
     我除了“嗯，行吧，再说，不急”也就没了别的辞。
     傍晚，母亲回家，对我说：唉，你猜怎么着，孩子疯了。
     她下午去了趟那姑娘家，敲门敲出隔壁的人，邻居说：别敲了，住院了。
     原来，上个月她所在的社区把她的“低保”给停掉了，理由是她已经大学毕业，没有理由继续享用每个月240元的“低保”。而姑娘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在大连这样一个低收入高消费的城市，普通百姓们都活得憋屈，更何况一个月要用240元养活两口人的家庭。
     小迟姑娘疯了。

     晚饭后，我提出去医院看望一下，没有任何动机和姿态的探望。母亲第二天就联系上了，结果是小迟姑娘在重症病房，不能接受探望，母亲还说：当社区的人把党员转正书递到小迟姑娘面前时，她直摇头摆手，尖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PS：无。

 

      5天，就像胡德夫的“匆匆”——“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会儿西，一会儿东”——为了赶去而赶路。
      说不出那里的故事，依旧是看图说话。想到哪儿说哪儿，看客莫怪。详情请看每张图片说明。（可点击图片看大图）